“我叫周明德,”那个声音说,“以前和你爸一个剧团。”
我攥紧了口琴。
“你拿到那本乐谱了,对吧?”
“您怎么知道?”
周明德没回答我的问题。
“今晚十点,”他说,“老毛巾厂门口,废料仓库。来的时候别带手机。”
电话挂断了。
我站在老宅昏暗的光线里,看着窗外废弃厂房生锈的烟囱。
老毛巾厂就在小区东边,走路五分钟。
我去了。
十点差五分,我站在毛巾厂门口。厂门早就拆了,门卫室玻璃碎尽,野草从窗台里长出来,在夜风里摇晃。
废料仓库在厂区最深处。
我沿着杂草丛生的水泥路往里走,手电筒的光柱晃过墙根,惊起几只不知道在吃什么的野猫。
仓库到了。
铁门虚掩,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烛光。
我推门进去。
仓库里堆着些八十年代淘汰的纺织机,铸铁机身锈成蜂窝,布满了蛛网。唯一一片空地中央摆着一张折叠桌,桌上点了根蜡烛。
桌边坐着三个人。
两个老人,一个中年女人。
开口约我来的那个——周明德——坐在最左边。他比我想象的更老,八十出头,背驼得厉害,眼窝深陷,像大病初愈。
他旁边坐着另一个老头,稍年轻些,但也在七十岁以上,缺了半条胳膊,右袖管空空荡荡。
女人大约五十多岁,短,瘦削,穿着九十年代款式的灰色西服,手边放着一只旧皮包。
周明德抬起头看我。
“你来了。”
我站在门口没动。
“你爸那把口琴,”他说,“你找到了。”
不是疑问句。
“陈渊是谁?”我问。
三个人的脸色变了。
不是恐惧。是另一种东西——愧疚、悲伤、还有一点我说不出的解脱。
周明德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
“陈渊,”他说,“是我们团的领路人。”
他把“领路人”三个字咬得很重。
“1987年,”他缓缓说,“咱们县民间艺术团去省里汇演。那是三月,团长接到的通知。演出四月十五,还剩不到一个月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回忆。
“那时候团里人手不够。会吹口哨的就三个我,老郑——就是这老郑——还有你爸。领路人的谱子,只有陈渊吹得最好。”
独臂老人——老郑——接过话头。
“陈渊那年二十三,比你爸还小三岁。他是孤儿,从小跟着师傅学民间器乐,什么都会吹,唢呐、笛子、口琴、口哨……师傅死后他就一个人在县里混,我们团收留了他。”
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袖管。
“领路人,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。”
“那是四月十三,”周明德说,“离汇演还有两天。团长说咱们排的那出《百鬼》还差点意思,要再练。陈渊就一个人留在礼堂里,从晚上七点练到……”
他停住。
“练到夜里两点。”
仓库里只有蜡烛燃烧的毕剥声。
“两点的时候,”老郑声音嘶哑,“我醒了。就睡在礼堂后面的临时宿舍里。我听见礼堂那边有口哨声,是《引路调》。但那调子不对。”
“怎么不对?”我问。
“它不是一个人吹的。”
老郑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盯着我。
“是很多人在吹。那些不该被叫来的东西,被陈渊引来了。”
“然后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