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灯照不清他的五官,只能看到轮廓——瘦削的下颌,凹陷的眼眶,头顶稀疏的白被夜风吹动。
是个老人。
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。
他看着我,没说话。
我站在单元门口,手脚冰凉。
“你……”我听见自己开口,声音干涩得像砂纸,“你也听见那个口哨声了?”
老人没回答。
他慢慢站起身,转身走进凉亭后的树影里,消失了。
第二天中午,我去物业查监控。
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,听我说完,露出古怪的表情。
“你说凉亭?半夜两点?”
“对。”
“不可能,”阿姨摇头,“凉亭那块的监控我天天看,半夜连个野猫都没有。”
她把屏幕切到回放,拖到o2:oo。
凉亭空无一人。
石桌边没有驼背的老人,亭子里连个矿泉水瓶都没有。
“你是不是看错了?”阿姨打量我一眼,眼神里带着那种“年轻人熬夜太多”的同情。
我没解释。
下午三点,我去了毛巾厂后面的老小区——就是那栋红砖楼,我父亲的旧宅。
楼道灯还是坏的,我摸黑爬上四楼。
门开着。
我确定我离开时锁了门,钥匙还在我口袋里。
但门就是开着,虚掩一道缝,门缝底下没有光。
我推开门。
老宅里一切如常。水泥地、旧家具、床板上摊着我没收完的杂物。没人来过。
只是窗台上多了一样东西。
那是我父亲的口琴。
铜绿色,旧上海的老牌子,他年轻时用过的那一把。我记得这把口琴,小时候他偶尔吹过几回,后来就收起来了,我从没见他拿出来过。
它应该在那只樟木箱子里。
我翻过箱子。没有。
它现在在窗台上,躺在午后的阳光里,口琴格子里积着灰。
我拿起口琴。
琴身冰凉。
我凑近看了看——吹孔旁边沾着什么,暗红色,干了。
不是锈。
是血。
老旧的、渗进铜片纹理里的血渍。
我把口琴翻过来。
背面刻着两个字,刀痕很浅,像是用钝器一下一下划出来的
“陈渊”。
陈渊。
那不是父亲的名字。父亲叫陈德厚。
陈渊是谁?
我坐在床沿,手握着那把口琴,阳光从窗外移走,房间一寸一寸暗下去。
手机响了。
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,本地座机。
我接起来。
“是陈德厚的儿子吗?”对方是个老年男性的声音,沙哑,带一点口齿不清,像很久没和人说过话。
“我是。您哪位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