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影子,模糊的,白色的,在深绿色的水底缓缓移动。
我揉了揉眼睛,再看时,浮萍已经重新合拢,水面恢复了平静。
下午,我们在镇上做了一些采访。留守的老人们大多不愿意多说,问什么都摇头摆手。只有一个姓陈的老木匠,喝了几杯黄酒后,话匣子打开了。
“你们想听鹤鸣镇的事?”陈木匠坐在自家门槛上,手里端着一杯加饭酒,脸红彤彤的,“那我就跟你们说说。这个镇子,表面上看着是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古镇,底下藏着的东西,说出来吓死人。”
“什么东西?”我打开录音笔。
“水。”陈木匠说,“这个镇子的水,不对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陈木匠灌了一口酒,眯起眼睛,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。
“我们鹤鸣镇,四面环水,河网密布,按理说水是活的,是清的。但你仔细看看,我们镇上的河水、池水,是不是都比别处的水颜色深?墨绿墨绿的,像是掺了墨汁。”
我想了想,确实如此。
“那是因为水底下的淤泥太深了。”陈木匠说,“深到什么程度?深到几百年来掉进水里的东西,从来没有人捞上来过。不管是掉下去的铜钱、饰,还是……人。”
他加重了“人”字的语气,让我后背一凉。
“一九八三年夏天,镇上有个叫阿庆的小伙子,喝醉了酒在砚池边上走,一脚踩空掉了下去。旁边的人马上跳下去救,你猜怎么着?”
“怎么了?”
“跳下去的人说,水底下有东西拽阿庆的脚。不是水草,不是树枝,是一只手。一只冰凉的手,死死地攥着阿庆的脚踝,往下拽。救人的那个人感觉到那只手的力气大得吓人,他拼命往上拉,结果只拉上来半截绳子——阿庆系在腰上的腰带。阿庆整个人被拖进了水底,再也没有上来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镇上组织人抽水,抽了三天三夜,把砚池的水抽干了。”陈木匠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你猜水底下有什么?”
我和老周屏住呼吸,等着他说下去。
“淤泥。”陈木匠说,“除了淤泥,什么都没有。砚池的淤泥有十几米深,像一锅稠粥,什么东西掉进去都会被吞掉。但是——”他话锋一转,“在池底正中央,淤泥下面,他们现了一口井。”
“井?”
“对,一口古井。井口用一块大石板盖着,石板上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。有人想撬开石板看看里面有什么,被镇上几个老人拦住了。老人们说,那口井是鹤鸣镇的‘眼’,不能动,动了要出大事。”
“出了吗?”
陈木匠没有回答。他放下酒杯,看着远处的天空,忽然打了个寒噤。
“你们晚上听到歌声了吗?”他问。
我和老周对视了一眼。“我听到了。”我说。
陈木匠点点头,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,像是悲伤,又像是恐惧。
“那是她在唱。”他低声说。
“谁?”
陈木匠张了张嘴,正要说什么,他的老伴从屋里探出头来,厉声喊了一句“死老头子,喝点马尿就管不住嘴了!闭嘴,进来!”
陈木匠像是被针扎了一样,猛地站起来,酒也醒了大半。他看了我们一眼,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恳求的东西,然后匆匆进了屋,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我和老周站在门口,面面相觑。
“这地方的人都有毛病吧。”老周嘟囔道。
我没有说话,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关键词砚池、古井、一九八三年、阿庆、歌声、她。
那天傍晚,我们在镇口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方总。
他开着一辆黑色的suV,风尘仆仆地从杭州赶来,说是“不放心,过来看看”。但我注意到他的车里有一个大号的旅行袋,鼓鼓囊囊的,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。
“沈导,拍摄还顺利吗?”方总站在客栈门口,笑容有些勉强。
“还行,但镇上的人不太配合,问什么都不肯说。”
“正常正常,”方总摆摆手,“乡下人嘛,对外人有戒心。你就拍画面就行了,不用深挖什么。”
“可是方总,”我说,“你之前不是说要拍出‘真实面貌’吗?如果不了解这个镇子的历史、传说、村民的故事,拍出来的东西不就是空壳子吗?”
方总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叹了口气。
“沈导,我跟你说实话吧。”他压低声音,“我找你来拍这个纪录片,不是为了什么文化传承。我是因为……”
他犹豫了很久,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,才继续说
“我是因为害怕。”
“害怕什么?”
“害怕忘掉。”方总的眼神变得有些恍惚,“这个镇子拆掉以后,所有人都不会记得它了。它会被填平,盖上楼房,变成湿地公园的一部分。到时候,不会有人知道砚池在哪里,不会有人知道那口井在哪里,不会有人知道……她。”
“她是谁?”
方总没有回答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,塞到我手里。
是一张照片。黑白照片,边角已经磨损,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,站在一座石桥上,背后是鹤鸣镇的河道和民居。女人穿着一件碎花衬衫,扎着两条麻花辫,面容清秀,嘴角微微上翘,像是在笑,又像是在忍着不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