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师父……他现在在哪里?”
“死了。”马警官说,“十五年前,他退休之后的第三天,去孩子桥钓鱼,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人们在下游两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的尸体。溺亡的。脖子上有一圈紫色的勒痕。”
办公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。我和马警官对视着,谁都没有说话。窗外传来一阵乌鸦的叫声,嘶哑而凄厉,像是在预告什么不祥的事情。
“沈师傅,”马警官掐灭了烟头,站起身,“这颗纽扣我会拿去化验。你这边……多注意安全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马警官没有回答,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,然后走了。
那天晚上,我没有回家。我留在殡仪馆的办公室里,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,包括那盏从来不用的台灯。我坐在办公桌前,面前摊着一本没看完的推理小说,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
我在等。等什么,我也不知道。
凌晨一点,殡仪馆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——当然,这里本来就是存放尸体的地方,安静是正常的。但今晚的安静不同,是一种有重量的安静,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掌捂住了整个建筑,把所有声音都吸走了。
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。
不是走廊里的脚步声——那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。轻轻的、缓缓的、像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天花板上走来走去。
我抬起头,盯着白色的天花板。什么也没有。但脚步声还在继续——从左到右,从右到左,来来回回地走,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
我站起身,走到门口,打开门,探头看了看走廊。走廊里空无一人,灯管出惨白的光,照亮了灰白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地砖。
脚步声停了。
我站在门口,屏住呼吸,侧耳倾听。安静了大概三十秒,然后——
“叔叔。”
声音从我身后传来。从我办公室里面传来的。
我猛地转过身。
办公室里空无一人。灯还亮着,台灯还开着,小说还摊在桌上。一切都没有变。
但我的办公椅上,有一个人形的凹痕——像是有人刚刚坐过。椅面上有一小片水渍,正在慢慢地渗入椅垫的布料中。
我站在门口,看着那把椅子,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撞击着肋骨。
然后我看到了桌上的小说。它被翻到了另一页——不是我刚才看的那一页。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,是印刷体,但被人用什么东西描了一遍,描得很粗很重,像是有人用手指在字迹上一笔一画地描过。
那行字是
“他就在你身后。”
我感觉一股冰凉的气息吹在我的后颈上。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转过头。
什么都没有。
但我的余光捕捉到了一个东西——办公室的窗户。窗户是关着的,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。在水雾中,有人用手指写了一行字,字迹歪歪扭扭的,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
“叔叔,带我回家。”
我冲出办公室,跑过走廊,跑出殡仪馆的大门,一头扎进夜色中。我蹲在停车场的角落里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浑身抖得像筛糠。
过了大概十分钟,我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我抬起头,看着殡仪馆的建筑——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,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,除了我办公室的那一扇。
那扇窗户亮着灯,灯光是暖黄色的,在夜色中看起来很温暖,很安静。但在灯光的映照下,窗户玻璃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——一个孩子的轮廓,贴得很近,像是在向外张望。
我闭上眼睛,再睁开的时候,那个身影已经不见了。窗户上只剩下那行歪歪扭扭的字
“叔叔,带我回家。”
五
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殡仪馆。我开车在城里转了半个小时,最后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坐到了天亮。
第二天早上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。馆长看到我的样子,问我是不是生病了,让我回家休息。我说没事,然后去了冷藏室。
我要再确认一件事。
拉开冷柜,掀开白布,男孩的遗体还是老样子。但这一次,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又变了——手指完全张开了,掌心朝上,像是摊开手在向人要什么东西。
那颗纽扣已经被我取走了,但他的手心里又有了一样东西——一小撮头。黑色的、柔软的、大概五六根,卷曲着躺在他的掌心里。
我用镊子夹起那几根头,放在灯光下看。头的质很好,又黑又软,和男孩自己的头很像。但我对比了一下——男孩的头更长一些,这些头更短,大概只有两三厘米长,像是一个刚理过的人留下的。
而且,这些头的根处带着毛囊——这意味着它们不是自然脱落的,而是被连根拔起的,或者是被人用力扯下来的。
我把头也装进了证物袋。
然后我注意到男孩的指甲。他的指甲缝里又有了一些白色的絮状物——和上次一样的棉花纤维。但这一次,纤维更多了,几乎填满了所有指甲的缝隙,像是他用双手拼命地抓过一团棉花。
我看了看他的手——手腕上还有我上次缠的胶带,但已经松了,像是被挣开过。胶带的边缘有一些细小的撕裂痕迹,不是被剪开的,是被扯开的。
一个死人,挣开了缠在手腕上的医用胶带。
我重新给他缠了两圈胶带,这次缠得更紧一些。然后我合上白布,关上了冷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