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
妹妹的头没有再长。
那天晚上之后,她的头就保持在腰际的长度,不再变长,但也没有变短。我带她去理店,剪短了一些,剪下来的头被风吹散,消失在城市的天空里。妹妹看着那些头飘走,忽然说“姐,你说婉娘现在在哪儿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“她说她要去投胎。不知道投到什么样的人家。希望她投个好人家,别再遇到负心人了。”
我们相视一笑。
那张梳妆台还在妹妹房间里。她说她不想扔,我也没坚持。只是那个小抽屉里的梳子不见了,彻底不见了。我拉开抽屉看过很多次,空空如也,只有那几个刻着的字还在“妹妹的梳妆台”。
后来我去查过那栋老宅子的旧址。现在是一片高档小区,种着整齐的绿化,停着亮闪闪的汽车。没人记得这里曾经有一栋老宅子,曾经住过一个唱戏的女人,曾经生过一场大火。但我记得。我答应过她。
每年的清明和中元,我都会去郊外找个十字路口,给她烧些纸钱。妹妹有时候陪我去,有时候不去。去的时候,她会对着火光说“婉娘,我们来看你了。你还好吗?”
火光跳跃着,像是回应。
有一天,妹妹忽然问我“姐,你当初为什么要给我买梳妆台?”
我想了想,说“不知道。就是觉得你应该有一个。”
她笑了,那笑容很温暖,很真实,没有半点诡异。
“婉娘说,是因为你心里有妹妹。她说你的‘妹妹’两个字,把她引来了。她说她等了八十多年,等的就是有人真心想给妹妹买一张梳妆台。她说她生前也有个妹妹,比她小两岁,长得可漂亮了。可惜那场大火的时候,妹妹出门去了,没在家。后来妹妹回来,看见烧成灰的房子,和烧成灰的姐姐,哭了三天三夜。再后来妹妹出嫁,把姐姐的梳妆台带走了。再后来,就不知道了。”
我听着,没有说话。
“姐,你说婉娘的妹妹,后来怎么样了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,“也许过得很好,也许不好。但不管怎样,她一定记得婉娘。”
“就像你记得我一样?”
“就像我记得你一样。”
那晚我们一起做饭,一起看电视,像所有普通的姐妹一样。临睡前,她站在房门口,忽然回过头来说“姐,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?”
“谢谢你给我买梳妆台。虽然有点吓人,但……挺值得的。”
我笑了“快去睡吧。”
她关上门。我站在走廊里,听见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声响——不是梳头的声音,是她换衣服的声音,是她爬上床的声音,是她关灯的声音。普通的声音,活人的声音。
我回到自己房间,躺下来,很快就睡着了。
那晚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我站在一个戏园子里,台上有人在唱戏,唱的什么我听不懂,但那声音婉转哀怨,像哭泣又像叹息。台下只有一个观众,是个年轻女人,穿着月白色的旗袍,头梳得一丝不乱。她转过头,对我笑了笑。
那笑容很温暖,很释然,像终于等到了什么。
然后她就消失了,连带着整个戏园子,连带着那婉转的唱腔。只剩下我一个人,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。
醒来时,天已经亮了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暖洋洋的。我听见厨房里传来妹妹做饭的声音,锅铲碰撞,油滋滋响,还有她哼着的小调。那调子很普通,是最近流行的歌,不是什么民国时的戏曲。
我笑了笑,起床,推开房门。妹妹从厨房探出头来“姐,早饭好了,快洗脸刷牙。”
“来了。”
阳光照在走廊里,照在她脸上,照在那张梳妆台上——从她半开的房门望进去,能看见它静静地立在墙边,镜面反射着金色的光。
那张梳妆台,妹妹的梳妆台,现在真的只是妹妹的梳妆台了。
尾声
又过了半年,妹妹找到新工作,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。临走前她问我梳妆台怎么办,我说你带走吧,本来就是给你买的。
她托运走了。我送她去车站,看着她拖着行李箱走进检票口,回头对我挥手。
“姐,常联系!”
“好。”
她消失在人群里。我站在车站大厅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,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我们小时候的事。那时候父母还没离婚,我们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,半夜她总是踢被子,我一遍遍给她盖好。那时候她会偷偷用我的口红,涂得满嘴都是,被我追着满屋跑。那时候我们以为会一直在一起,永远不会分开。
后来父母离异,她跟了妈妈,我跟了爸爸。再后来我们都长大了,有了各自的生活,联系越来越少。我以为我们之间只剩下血缘和陌生感,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没想到一张梳妆台,把我们又拉近了一些。
虽然过程有点吓人。
妹妹走后,我偶尔会想起苏婉娘。想起她说“我好寂寞啊”时那种悲伤的眼神,想起她说“我只是想有人记得我”时那种渴望的语气。八十多年的寂寞,八十多年的等待,八十多年的执念。最后只换来一把灰烬,和一个陌生人的承诺。
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。也许投胎了,也许灰飞烟灭了,也许还在某个角落飘荡。但不管怎样,我记得她。每年清明和中元,我还是会去给她烧纸。有时候妹妹也回来,我们一起烧,一起对着火光说“婉娘,我们来看你了。”
火光跳跃着,像在回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