&esp;&esp;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,1978~2000年,雅各布担任戛纳电影节总代表,负责电影节艺术方向与选片工作。
&esp;&esp;2000~2014年,升任电影节主席,全面主导电影节战略发展。
&esp;&esp;上台即做了一件“大事”,改变电影节的性质。
&esp;&esp;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,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,将原本在各国自己手中的审美权、道义权一举夺走。
&esp;&esp;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,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,成为培养非西方“文化叛逆者”的国际电影节。
&esp;&esp;1978年后先是湾岛,后是大陆,最后是香港。
&esp;&esp;而大陆的影视圈在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,想搭乘名利便车。
&esp;&esp;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“大师”,海外版权大赚大赚。
&esp;&esp;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,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拥簇着,个个都想套近乎。
&esp;&esp;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,深入大陆角角落落,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,更像是意识形态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。
&esp;&esp;柏林如是,戛纳如是,威尼斯就特殊吗?
&esp;&esp;平衡话术也没用了。
&esp;&esp;想要既肯定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勇气,又强调国际交流需避免对抗思维,最后呼吁中国电影人应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本土经验,而非非此即彼。
&esp;&esp;将这波争夺审美标准、文化定义的行动,打为民间情绪,淡化反抗色彩。
&esp;&esp;然而,说的越多,错的越多,漏洞百出。
&esp;&esp;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规律。
&esp;&esp;标准掌握在国外,靠国外拿奖,行业在西方地位高,但是在国内地位低或者不是那么赚钱,都容易被渗透,失去审美定义权。
&esp;&esp;特别是回望去年莫言获得诺奖。
&esp;&esp;也许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项文学奖,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。
&esp;&esp;有些事情,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。
&esp;&esp;现在的情况,就事实而言,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。
&esp;&esp;不是说诺贝尔奖服务于谁,而是事实上,它成了这个。
&esp;&esp;几个月前,但凡说一句诺奖的不是,“一点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”“太容易被洗脑”“阴谋论”的帽子就要飞来了。
&esp;&esp;此刻,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,不同的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。
&esp;&esp;文化,文学、艺术包括科学,体育,不能寄希望于一个“国际”机构足够公正、权威,代替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。
&esp;&esp;定义权,要想办法掌握在自己手里!
&esp;&esp;沈三通也在关注,短短几天,舆论变化非常之快,不由眼神一动。
&esp;&esp;文化标准再往里延伸,那就是劳动定价。
&esp;&esp;如今以及未来,制造业的收入微薄,和劳动强度无关,也和技术含量没有关系。
&esp;&esp;原因只有一个,掌握这个世界劳动定价权的,并不靠制造业。
&esp;&esp;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美国一个产业工人能养活一家四口,养两辆车加宠物,生活滋润。
&esp;&esp;以后其他制造业国家,再也无法重新这一辉煌,因为掌握劳动定价权的美国,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。
&esp;&esp;美国干工业的时候,制造业就会“昂贵”,收入就会高,美国以金融为主,那么金融、艺术、体育……就变得昂贵。
&esp;&esp;除非主动打破这个,否则没有定价权,越能吃苦,苦头就越多。
&esp;&esp;2月24日。
&esp;&esp;宁浩同意了徐光头的提议。
&esp;&esp;不过要求纪录片由他自己来发。
&esp;&esp;宁浩想复刻一波沈三通的成功路径,把自己打造成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勇士,继续撕开皇帝的新衣。
&esp;&esp;成为文艺派和三通娱乐之间的中间力量。
&esp;&esp;既是打破第六代导演跪姿的新生代电影导演,又不同于三通娱乐的模式。
&esp;&esp;纪录片《梦幻柏林》一经发布,便引发轩然大波,炸开了舆论。
&esp;&esp;北京时间2013年2月25日。
&esp;&esp;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李安凭借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第二次获得最佳导演。
&esp;&esp;本来让某些群体狂欢的获奖,消息传来却纷纷沉默。
&esp;&esp;《少年派》上映的时候,可是有过一波辩论。
&esp;&esp;此刻的获奖,正是奥斯卡给了李安勋章。
&esp;&esp;“阴谋论”的东西,能够解释现实了,还是“阴谋论”吗?
&esp;&esp;匆匆两年(上)
&esp;&esp;15年5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