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肃的夏天,太阳把土坯墙烤得冒白烟,空气里飘着晒焦的麦秆味,混着远处牲口棚里的粪味,是我童年暑假最熟悉的气息。九岁那年,我又赖在爷爷家,每天帮奶奶摘辣子、喂猪,或者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搬家,日子慢得像屋檐滴下的水。
爷爷家是一排五间的瓦房,青瓦灰墙,墙根爬着青苔,最东头是厨房,门口堆着劈好的柴火,码得整整齐齐,像座小山。厨房门是块老榆木板,合页锈得厉害,开关时“吱呀——嘎”地响,能惊飞院墙上的麻雀。
出事那天中午,日头正毒,蝉在院外的杨树上“知了知了”地叫,声嘶力竭,吵得人脑仁疼。我在厨房帮奶奶烧火,灶膛里的火苗“呼呼”舔着锅底,把我的脸烤得通红,额头上的汗顺着下巴往下掉,滴在青砖地上,“啪嗒”一声就没了。
“去把厨房门关上,”奶奶正用笊篱捞面条,白汽裹着她的声音,“别让苍蝇飞进来,刚擀的面条,沾了脏东西咋吃。”
我应了一声,抹了把汗,转身去关门。手刚搭上榆木门板,就听见“吱呀”一声,门轴转动的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清楚。就在门板转到一半,眼看要合上的那一刻,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大门口有个影子。
是个男人,背对着我,穿着一身棕麻色的套装——不是现在的西装,是那种老式的,有点像中山装,又比中山装拘谨,衣料看着挺厚,针脚粗糙,在这三十多度的大夏天里,显得格外扎眼。他的头梳得很整齐,后脑勺光溜溜的,正一步步往大门后面的夹道走,脚步轻得像踩在棉花上,没一点声响。
爷爷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,后面的夹道窄得很,也就够一个人侧身过,里面堆着破旧的犁耙、断了腿的木凳,还有几捆干透的玉米秆,根本通不到后面的邻居家——那是条死路。
“哎!”我心里咯噔一下,想着这人怕是迷路了,乡下的路七拐八绕,外乡人很容易走岔,“你别走那边!过不去!”
我抓起墙边靠着的扫帚——那是我平时玩“骑马”用的,这会儿下意识地攥在手里,拔腿就往外跑。厨房到大门也就十几步路,我跑得急,差点被门槛绊倒,踉跄了一下才站稳。
可大门口空空荡荡的。
夹道里只有那几捆玉米秆,被太阳晒得白,叶子卷得像纸。墙角结着厚厚的蜘蛛网,沾着些灰尘和虫子的尸体,显然很久没人碰过。刚才那个穿棕麻套装的男人,就像被太阳晒化了一样,连个脚印都没留下。
“奇了怪了。”我挠了挠头,手里的扫帚柄被汗浸得潮。我走到夹道门口,往里探了探头,一股霉味混着玉米秆的干味扑面而来。玉米秆堆得整整齐齐,最上面那捆还插着根红绳,是奶奶去年秋收时系的,现在还好好的,不像有人碰过的样子。
难道是我眼花了?可刚才那个背影太清楚了——棕麻色的衣料在阳光下泛着土灰色的光,后领上还别着个深色的领结,不是现在的蝴蝶结,是那种方方正正的,像块小补丁。连布料上的褶皱都看得真真的,是长期没熨烫的那种僵硬的褶子。
“愣着干啥?面条都要坨了!”厨房传来奶奶的声音,带着点不耐烦。
我应着,转身往厨房走,心里却像塞了块湿抹布,闷闷的。路过水缸时,我往里面瞥了一眼,水面晃了晃,映出我满头大汗的脸,还有身后空荡荡的大门口。
那天中午的浆水面,我吃得没滋没味。奶奶给我盛了一大碗,酸溜溜的,是解暑的好东西,可我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,总觉得门口有人在看。爷爷看出我不对劲,用他那根铜烟杆敲了敲我的碗沿“咋不吃?不合胃口?”
“不是,”我摇摇头,“爷爷,刚才大门口是不是来过外人?穿棕麻色衣服的。”
爷爷正往嘴里扒面,闻言顿了一下,抬头往大门口看了看,眉头皱起来“没见啊,咱这穷乡僻壤的,除了收废品的,没啥外人来。”
奶奶也说“怕是你看晃眼了,太阳那么毒,容易出幻影。快吃,吃完睡午觉,下午带你去摘西瓜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,拿起筷子,可心里那点别扭劲总也散不去。
大概过了一个小时,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窗外的蝉还在叫,吵得人烦躁。我索性爬起来,坐在屋檐下看小人书,是本《西游记》,正看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。看着看着,突然觉得肚子里像钻进了条泥鳅,“咕噜”一下,一阵恶心猛地涌上来。
“哇——”我来不及起身,趴在地上就吐了,酸水混着刚才吃的面条,溅得满地都是。
奶奶听见动静,从屋里跑出来,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。“咋了这是?”她赶紧蹲下来,一只手拍着我的背,另一只手给我顺胸口,“吃坏肚子了?”
我摇摇头,刚想说话,那股恶心劲又上来了,比刚才更凶,我猛地站起来,脚步踉跄着就往大门口跑——不知道为啥,就觉得必须去那儿吐才舒服。跑到夹道旁边,我扶着墙,弯着腰又吐了起来,胃里翻江倒海,苦水都快吐出来了。
“这娃咋回事?”奶奶跟在我后面,急得直搓手,她摸了摸我的额头,“不烧啊,咋吐得这么厉害?”
我吐得头晕眼花,话都说不出来,只觉得浑身没劲,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,把背心都湿透了。奶奶把我扶回炕上躺着,给我盖了层薄被,又倒了碗温水让我漱嘴“怕是中暑了,躺会儿就好了,奶奶去给你熬点绿豆汤。”
可我没好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,我开始拉肚子,一趟趟地往茅房跑,拉出来的全是水。更怪的是,每次要吐要拉的时候,我的脚就像被人用绳子拽着似的,身不由己地往大门口跑,非要站在夹道旁边,身体抖得像筛糠,才能把东西吐出来、拉出来,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催着我。
奶奶急得团团转,翻箱倒柜找出藿香正气水,撬开我的嘴就往里灌。那玩意儿又辣又苦,我呛得直咳嗽,眼泪都出来了,可一点用都没有,没过十分钟,又扶着墙往大门口跑。
第二天一早,我更严重了。
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,我整个人瘦了一圈,眼窝都凹了下去,嘴唇干得起皮,说话都没力气。奶奶背着我去村卫生所,她的后背很瘦,硌得我生疼,可我连哼哼的劲都没有。
卫生所是间小平房,墙皮掉了大半,门口挂着个红十字,被太阳晒得褪了色。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,姓王,平时总笑眯眯的,这会儿看着我的样子,眉头皱得像个疙瘩。他用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听,又翻了翻我的眼皮,说“是中暑了,脱水有点严重,打吊瓶吧。”
吊瓶挂在墙上的钉子上,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往我手背上输,冰凉冰凉的,顺着血管往心里钻。奶奶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,拿着蒲扇给我扇风,扇得很慢,怕我着凉,她的眼圈红红的,声音有点哑“都怪我,昨天让你在太阳底下跑,要是不让你去关门,也不会……”
我想摇摇头,告诉她不怪她,可实在没力气,只能盯着吊瓶里的气泡,一个一个往上冒,像水里的鱼,冒到水面就破了,啥也没留下。
打了一下午吊瓶,不但没好,反而更厉害了。刚回到家,我闻到厨房飘来的饭香味,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,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,跌跌撞撞就往大门口跑,趴在夹道旁边的老槐树上吐,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,嗓子火辣辣地疼。
奶奶吓坏了,晚饭都没做,背着我又去了卫生所。王医生看着我,也有点慌了,又加了两瓶药,说“这中暑咋这么邪乎?明天再不好,就去镇上医院,那里有化验设备。”